上访群体的利害算计--向贺卫方老师请教

　　文/李蒙

　　昨日（2011/11/28）下午应赵国君老师之邀，参加了在天津塘沽泰达当代艺术馆召开的"艺术独立论坛（AIF）对话"第五期：《漫漫上访路--关于信访问题的中国报告》活动。先是参观了于建嵘、张鉴墙两位老师的《信·访》画展后，后来又听了贺卫方老师与于、张两位老师的对话讲座，受益匪浅。
　　尤其是于建嵘老师对信访制度的历史回顾，引起了我的许多思考。这些思考，如果要最终变成有条理的文字，尚不是一两日之功。而我后来站起来说了一两分钟的话，贺卫方老师回应了两三分钟。当时有于建嵘、贺卫方老师在场，我如果长篇大论很不合适，所以没有把意思表达清楚。
　　晚餐后，与贺卫方老师告别时，我说，我要写篇博客阐明自己的观点，贺老师说，等着看我的文章，要与我切磋到底。作为当代著名法学家，对我这样一个没有学过法律的媒体人的意见，如此谦逊地放下身段来探讨，令我很感动，所以不敢偷懒，今晚就把自己的意思展开阐述一下。准备围绕两个问题写两篇，这是上篇。

　　记得有一位官员说过，80%的上访者都是有正当理由上访的，而在这80%的上访者中，80%的诉求是合理的。两个80%，是这位官员对上访群体的基本判断，也是我接触了解上访群体时的切身感受--他们上访是有理的，也是合理的。
　　我们不要把上访者想象成头脑简单、知识贫乏、不懂法律、迷信中央、有青天思想的人，上访者中其实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典型人物。
　　我印象中，于建嵘老师很熟悉的一位中年女上访者，他的丈夫和儿子都被人杀害，而杀人凶手始终没有伏法，她一人来北京上访多年，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当初，她是个农村家庭妇女，几乎不识字，没有什么文化，语言表达能力不强。而现在，她认识了好多字，对许多法律条文倒背如流，能非常熟练地写申诉材料，能极为流利地诉说自己的案子和冤屈--她的成长过程可以代表一般的上访者：他们对涉及到自己的事情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熟练程度，是远远超过这个领域的专家的；他们对自己的事情的思考，也是远远超过仅仅听了他们的故事然后思考了一两分钟就迅速给出答案的专家的。因为他们思考的时间，是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么长的时间，可以琢磨的事情，他们基本上都琢磨透了。无论多么内向寡言的人，无论多么害羞怯场的人，都会在上访中成长为一流的演说家。

（贺卫方老师在看画展）

　　昨天我说，"在群体性上访事件中，上访者都是有非常精确的利害算计的。"贺卫方老师不赞同的是这一句话。但因为是口头表述，可能他忽略了我所说的"在群体性上访事件中"这个前提，但即使离开这个前提，在个体上访者中，上访者的利害算计也是显然存在的，而在群体性上访事件中，上访群体的利害算计，则更为精确、更有谋略。
　　所谓"利害算计"，在昨晚晚餐争论时我发现，好多人听成了"利益算计"，又把"利益"简单地理解为"金钱"。诚然，利害的核心是利益，利益的核心是物质利益，物质利益的核心是金钱，但是，我所说的"利害"的涵义要更为宽广，包括：被损害的利益；上访的成本；各种风险；对最后结果的预估判断……等等。而"被损害的利益"，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其他利益，如被剥夺职业和身份，失去工作机会，社会评价降低，家庭成员连带受伤害……这些，上访者都是会通盘考虑的，必然有"算计"。
　　即使是个体上访，上访也极少是一个人的事，起码要涉及一个家庭，一般要涉及几个家庭，甚或一个单位，一个村庄，甚或一个上万人几万人的庞大群体，往往是许多人在一起筹划的事，必然有"算计"。
　　贺卫方老师说，有的上访者为了一万元上访，已经付出了五万元，还不肯罢手，许多人变得很偏执，这不是什么利害算计，而是为了尊严。确实，有的上访者开始为了很小的事，后来被殴打、被拘留、被劳教、被判刑，最后他向别人诉说的已经不是当初上访的起因，而是因上访被劳教或判刑后受到的种种虐待和折磨。但这种种经历能否简单地说成是为了"尊严"呢？我以为不尽然。
　　尊严对于每个人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但那些因"小事"上访成"大事"的上访者，可能一开始还想着维护自己的尊严，而后来，其实是在上访过程中受到的越来越大的伤害，使得他根本无法回头了。一个被劳教或被判刑的人，往往会被单位开除，没有了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社会评价也被降得很低，妻子终日以泪洗面，儿女到哪里都抬不起头，甚至走出监牢之时，已经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已经无法面对这样的现实，只有继续上访--这能说是仅仅为了"尊严"吗？其实是被逼上了不得不上访的绝境。
　　几年前，一对来自上海的上访夫妇，曾向我赠送袁裕来律师的著作，著作中提到他们的案子。后来遇到袁裕来律师，提起这对上访夫妇，袁裕来说，政府后来开出了超过当初数倍的补偿，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他们那套被拆掉的房子的价值，但这对夫妇还是不答应，仍要继续上访。他不明白这对夫妇是为了什么，难道上访已经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也许可以说，金钱换不来尊严。但司法赔偿往往也只有两种方式：公开赔礼道歉，经济赔偿。除此之外，尊严应该如何赔偿呢？真是不知道。
　　这对夫妇在意的到底是什么？我一度也很困惑。我觉得不是"尊严"那么简单，而是多年的上访已经把他们逼到一种绝境：他们已经无法回到过去的熟人圈子再过平静的生活，不管给多么高额的赔偿，也不可能让他们获得上访之前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评价。那个宁静的过去，他们永远也回不去了。

　　而在群体性上访事件中，上访群体的利害算计更是非常明显的。他们要维护的往往是一块非常巨大的利益，一片土地，一栋楼房，一个工厂，许多许多人的后半辈子的退休金养老金……这个利益甚至涉及到子孙万代。上访之前，他们会筹资，会建立组织，制定计划，进行分工，并仔细考虑各种风险。他们会考虑上访的规模和人数，采取的方式和表达程度，会遭到何种打压以及如何应付。
　　例如，对于来北京上访，有的上访群体是这样考虑的：去的人少，往往起不到作用，而人少一旦被截访，还会受到最为残暴的对待。所以去北京上访，人数一般要保证在10人以上；而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去的人数就会超过百人。这样一来，上访的成本就必须考虑筹划，而各级政府尤其是警察们会如何对待他们，他们也都有事先的预估和防范，并做最坏的准备。

　　许多人认为，上访没用，而上访者不知道上访没用，上访者对中央政府仍然满怀希望，仍然期待包青天端坐在开封府。其实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绝大多数的上访者对上访的结果都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也并非对中央政府抱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同你我一样清楚。
　　即使是个体上访者，开始上访的一两年不清楚，上访了三五年还不清楚吗？但许多长住北京的上访者，已经上访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的人开始是自己上访，后来是长年甚或在上访村，给别的上访者写材料、写诉状、当法律顾问，也有的在上访村摆个小摊子，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自己的事情，往往已经成了个幌子，往往是以上访的方式在北京长期生活，就如同美国人有的读博士读上十年，把读书变成生活方式一样。他们的日子也是一天天过的，每一天也都在思考。对自己的事情，他们想得不可能比别人少，因为他们的智商并不比别人低多少，而在上访的过程中还在不断地学习，学知识，学文化，学法律，学见识。他们一点都不傻。
　　既然明知道上访没用，为什么还有越来越多的人上访呢？说"上访没用"，是说上访往往并不能使问题得到顺利的解决，但也并非完全没用，否则各个地方政府也不会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去截访了。上访可以形成社会压力，而群体性上访更能形成相当大的社会压力，这种社会压力，体现在中央政府对"上访"制定的"一票否决制"，上访已经直接进入到权力体系中，影响到官员升迁……上访者明白，上访并不期待中央能很快解决我的问题，但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对手"升不了官"，上访行动本身可以成为上访者与各级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筹码--有了这样的"用"，上访才有增无减。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上访其实也变成了弱者的最后一条救济途径。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使得司法完全依附于党政权力体系，任何司法手段如果没有进入党政权力体系，就没有任何作用，不会给予弱者给任何救济。司法不灵，弱者被伤害被损害了怎么办？他们只能上访，因为上访这一行动产生的影响毕竟有可能进入党政权力体系，从而对自己问题的解决产生作用。
　　所以，明知上访没用，但老百姓还是越来越多地上访，"信法不如信访，信访不如信网"。其实对于被伤害被损害的弱者来说，无论是司法途径还是上访，还是网络发帖，还是寻求新闻报道，这所有的手段其实都没用，但除了这些手段，也没有其他可以救济他们的制度设计和路径，所以他们也只有把这所有没用的手段都用起来，期待形成较大的社会压力，并期待这种社会压力能够进入党政权力体系，从而促使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
　　他们不傻，他们有利害算计，他们悲惨的命运是因为国家政治框架中对他们的救济手段的贫乏所致，而不单单是因为信访制度。没有信访制度，司法制度也照样救济不了他们，他们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