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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悲观还是乐观,我们都要往前走--写在蔡定剑先生周年祭日 ... ...

(蔡定剑逝世周年纪念座谈会)

不管悲观还是乐观,我们都要往前走--写在蔡定剑先生周年祭日

  文/李蒙

两天前,参加"蔡定剑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主持人设定的"中国的宪政道路、公共财政改革、民主与舆论监督、拆迁与公民财产权"这四个主题外,还有两个时时被人提起几乎贯穿始终的话题:一是极左派人士火烧《南方周末》等"汉奸"报纸;二是对前途我们是应该悲观还是乐观。
  "火烧南方系",是个民间行为艺术,可以探讨的价值其实不大,但因为与会的媒体人有一大半或在南方系,或出身南方系,或即将加入南方系,或起码是对南方系比较友好;而与会的专家学者都将南方系视为自己的重要舆论阵地和获取信息、知识的宝库,所以这一话题屡屡被提起。南方系的功过是非,历史必有定论,公道自在人心,既不会被一些人骂倒,更不可能被一把火烧掉。毕竟"焚书坑儒"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事了,秦始皇烧书是在烧知识烧信息,而当今网络时代,通过烧报纸是烧不了知识和信息的,除了取暖的实际功用,可能还有心理安慰、心理宣泄的作用,甚或是自我炒作但也起到了客观宣传了南方系的作用。所以对这把火,何妨一笑置之?
  而"悲观还是乐观"的话题,才真正令我们揪心。对中国的政改,对中国的宪政道路,对中国的舆论监督,乃至对整个中国的前途,到底是应该悲观还是乐观?答案在哪里?
  其实这个问题恰恰没有答案,因为悲观和乐观都是态度,而不是价值判断。李楯先生说:"定剑是乐观主义者,我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悲观主义者如李楯先生,也并没有信奉老庄哲学"出世""隐遁",仍然每天都在"入世""做事"。每次见到李楯先生,他都是扯着嗓子在大声地宣讲,精神总是那么饱满,根本不像年过花甲的老者,更不像个悲观主义者。
  与会的有两个老外,一位是美国的爱德华教授,他说:"有像蔡定剑这样优秀的公民,中国的未来很乐观。"另一位是美籍华人张乐伦女士,他在蔡定剑生前所给予的帮助、关怀和照顾,不似亲人,胜似亲人,在蔡先生的周年祭日,她说:"今天是纪念定剑的离去,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打败仗。我是美籍华人,我认为中国没有病,这些问题国外也很严重。"

这个座谈会,"法学三老"江平、郭道晖、李步云全数到齐,加上中国律师界的老祖宗张思之,白发苍苍的"四老",都来纪念蔡定剑,也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担忧和希望。其中比较乐观的是李步云先生,他对中国宪政道路的前景看好,"一是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已经是中国人民的共识;二是市场经济不可逆转;三是改革开放不可逆转;四是未来一代更有知识,没有历史的包袱。"江平先生感觉"似乎有螺丝钉越拧越紧的味道",提出要警惕向斯大林主义发展的危险。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甚至愈演愈烈,如果"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日益增强,不断加强社会控制,就有滑向斯大林主义的危险。郭道晖先生对"立法大倒退"很担忧,指出当前的"刑诉法修改"在加强警察权力,秘密逮捕,查身份证,指定地方监视居住,这样的内容如果通过,就是公安部门的胜利。张思之先生则对军国主义抬头、有的军队高级将领说出违宪的话表示忧虑,提出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为什么国家领导人不可以先作表率?
  张鸣教授担心,重庆模式的吸引力很大,如果受到欢迎,中国今后十年二十年就很惨淡,宪政已经到了十字路口,很危险。李永忠教授指出,现在执政党把"能力不足"列为"四大危险"之一,说明已经认识到党在组织上、个人上,包括相当级别的领导上,能力不足已经很危险。而李楯先生的话,似乎是对当前中国现实的一个比较宏观而深刻的概括:"中国的情况是,改革早已停滞,有的人主张回到文革,有的人主张回到四七年,有的人主张回到新民主主义、还有的人主张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人主张要回到大中华,重塑历史,有人甚至不惜主张动武。这些都说明当前中国利益严重失衡,社会缺乏主流理念。这与社会强权的结构互为因果,说明社会缺乏协调利益的机制。"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的宪政道路,蔡定剑先生早就阐述过自己的主张和纲领,这就是2009年底他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短文:《政改至少走三步:党内民主、公共预算、公众参与》。
  在这篇很短的短文里,他对中国的现状做了基本的判断,那就是:"国人有了私人财产、自主生活和独立人格,有了参与公共事务的企望。利益群体在成型但无组织,相对独立的公共媒体和借助于互联网的公共舆论开始形成。同时,贫富差距拉大,腐败越来越严重;上访、社会抗议、群体事件在增加。政府管控也在加强,但是管控能力减弱。社会仇官仇富心理和民粹主义情绪膨胀。"这个基本判断,四句话概括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对许多问题,例如:既得利益群体是否会阻碍改革、阻碍力度会有多大;公共媒体、公共舆论和互联网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贫富悬殊和腐败问题的走向;社会矛盾加剧和政府管控的趋势……都做了提纲挈领、引人深思的回答。
  以这个基本判断为基础,他认为"中国处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历史路口,未来十年是关键期",也指出了未来十年中国的政治发展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
  "一种可能是执政党和政府顺应公民社会要求,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掌握改革的主动权,尊重民意、民利和多元趋势,奉行宽容妥协精神;健全法治,形成上下互动的良性改革,中国社会就能向现代政治文明顺利转型。"

这是一种好的可能,而还有一种不好的可能:"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和民主权利得不到支持,坐失改革良机。社会的腐败和不满情绪增加,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对公共事务达不成共识,一旦遇上危机,中国出现倒退不是不可能的。"两种可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摆在中国人面前,中国人应该何去何从呢?
  如果选定了方向,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就能走到光明的前途上去。而如果选错了方向,就会走入黑暗,在黑暗中摸索更长得时间。
  在座谈会上,张思之、姜明安、童之伟等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限权"。正如蔡定剑先生所说,宪政的第一要义就是限制国家权力。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宪法中居于国家的领导地位,正如宪法和党章中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也就是说,执政党的权力必须限制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党对国家的领导,不是耳提面命,而是要去说服人民群众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让自己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样去进行政治领导。
  童之伟教授说:"从长远说,我主张讨论党权与宪法的关系,过去是君主专制,变成立宪,最关键之处就是君权也就是最高权力受到限制。比较遗憾的是我们中国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讨论党权受限制的问题。我并不否定党的领导,宪法也有规定,只是我认为要受到限制。但是现在党领导一切,管理不留空白,我反对。现在我们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执政,就有很多地方可以做。而且要民主、要包容,否则就是死路。只有权力受到限制,才是永生的方法。"

姜明安教授说:"问题在哪里?就是执政党如何控制在宪法和法律之内。不然,再好的法律他不理睬有什么办法?作为地方的党委、政府,百姓、人大拿他都没办法,也不能到法院告,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拆迁条例修订好了,但是还是有人自焚。三年前开会,我就提出,我们搞宪政是不是有突破口?就是要把执政党拿到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市委、政法委都要在人大做报告,人大说不行就要下台,才有制约。宪政没有制度制约,怎么实现?现在多党制也不可能,关键是把党的权力放在笼子里面。多党制不可行,但是人大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共产党员,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每年向人大做报告,人大来评价,可能就会有效果。"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多元,主张各异,冲突不断,矛盾日趋激烈,面对这种局面,必然导致两种执政思路:或者不断强化专政功能,加强社会管制,将"维稳"进行到底;或者将社会生活建立植根于人权、价值、平等基础之上的制度构架之内,找到社会的"减压阀"和"排气扇",而这个"减压阀""排气扇"就是宪政。蔡定剑先生的临终遗言,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涵义正在此。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也即是依法治国、实现宪政。政改的终极结果,就是使中国不是警察国家,而是法治国家。
  仅仅找准了方向,那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方式方法。而蔡定剑先生也指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但它的突破口与姜明安教授在座谈会上讲的突破口有所不同,他的突破口是"党内民主、预算公开和公众参与"。
  对于"党内民主",蔡定剑说,"一定程度的党内民主形成权力交替规则。未来十年政治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重建政治权威以支持利益分化社会的改革和矛盾整合,它有赖于民意对政府的支持。增强政府执政基础的方法是人民的投票,从中国目前政治发展情况看,十年内不可能把直接选举全面推开,但是,过去靠权威确定的做法肯定不可持续,所以,通过党内民主,在一定范围以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领导的规则可能建立。地方市以下的各级党组织也将普遍通过一定程度的民主选举产生。"

党内民主不断加强,最终实现国家民主,是一条比较便捷的路径。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加强党内的民主选举,通过执政党的领导,最终实现全面直接的选举,就为宪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十多年来,基层党内民主选举的试点时有所闻,但往往随着"开明一把手"的调离而回归原点,归去了无痕。何时能够实现蔡定剑先生所说的"地方市以下的各级党组织也将普遍通过一定程度的民主选举产生",还真是不好说。
  明年要召开党的"十八大",权力布局已经开始,而新闻在不断播报,各省的省委书记接二连三地都由选举产生。有人认为这样的"选举"还过于形式化,只具象征意义,但同以往各级党委书记往往由上级党委直接任命的做法比,也许在象征着党内民主的未来走向。
  "预算公开"和"公众参与",是蔡定剑2003年从全国人大的公务员岗位调任政法大学教职后,一直研究和推进的事业。我有幸能采访认识蔡先生,并参加他主持的"反歧视报道媒体培训班",做了几天"蔡门弟子",都是因为"预算公开"。
  为了找到一块"预算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蔡定剑找了很多政府部门,包括浙江温岭、云南红河、河南焦作、广东南海,上海闵行只是其中之一。试验田最终能落户上海闵行,得益于闵行区委书记孙潮曾是华东政法大学的宪法学教授,如果没有取得他的支持,闵行的试验也完全不可能。而闵行预算公开改革的成功,是蔡定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蔡定剑把预算体制改革看得很重,正如他所说,"近年,民间对公共预算改革的要求日益增长,一些地方政府也在进行不同程度的公共预算改革。在民间的压力下,中央政府有关部门透露,3年内要公开政府部门预算。看来预算公开已成定局,公开后的预算必然招来公众的评论、挑刺,从而促进预算的细化、可读性和民主化。这将是中国政府公共治理的重大变革。"

蔡定剑在全国人大工作多年,各国议会的最重要工作,是审查政府预算。而我国每年的各级人大代表会议,预算审查进行得非常匆忙而敷衍,成了饭后甜点,正餐则是代表们唾沫横飞地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这些讨论报告的意见不可谓不重要,但没有抓住政府的钱袋子,你提再多的意见,无论中肯还是不中肯,他都可听可不听。每年花了纳税人几十亿元,开了一个个盛大的茶话会,会议开完,代表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他们提的意见是否能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只有天知道。三日不绝,四日也要绝。对这一切,蔡先生肯定比一般人更加感同身受。
  在座谈会上,李炜光教授回忆起蔡定剑先生与他的交往,也谈到蔡先生所理解的预算公开问题在整个宪政体制中的重要意义,他说:"定剑曾经给我的书写过序言:作为一个宪政学者,一直想好好研究宪政制度的源头,也就是财政的界限。历史上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英国温和革命都和财政预算很大关系。人类文明发展的背后总是与财政预算有关。最好的办法是限制税收财政问题。由此,可以感受到,他把财政预算、财政立宪看作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他在宪政理念发展和实践过程中比较晚期才意识到的。之后,他很快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李炜光教授说:"目前我国预算的透明度在国际上非常落后。根据2011年10月国际预算合作组织提供的预算公开报告,94个国家中,中国和沙特阿拉伯、赤道几内亚、塞内加尔和伊拉克四国是最末尾,属于没有或极少公开预算的国家。预算、财政权力如果控制不住,结果:一是财政投入低效,浪费严重;二是错配资源,该用的没用,比如9人的校车放入64位孩子,而别的国家校车是国家投资,非常坚固。"

在座谈会上,大家看到了《追问政府钱袋子》这本书,由刘晓楠教授主编,它源自蔡先生生前主持的课题,刘晓楠是课题主要负责人。当年他们就有非常好的合作,蔡先生离世后,刘教授又继续做下去。在他一周年的祭日,研究成果还在不断面世。
  对于"公众参与",蔡定剑说,"近年来,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文物保护、城市规划和公共事务上表现得越来越出色。不过这种公众参与主要是以民间自发的、冲突性的、非制度化的方式进行。政府只要坚持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这些公众参与必将推动政府不断改进,使公众参与成为重要的民主制度形式。"

他将"公众参与"定义在"环境保护、文物保护、城市规划"等几个方面,但在他本人工作中推动的,一是对NGO的关怀和培养,二是对就业歧视、征地拆迁等一些公共事务的参与,组织了大量的研讨会。
  正如展江教授在座谈会上所说:"民主,根据蔡老师的基本想法,更多强调的不是选举,而是公共参与。""蔡老师能组织很多活动,一是要人脉关系,二是能不能放下身段,持之以恒、有技术地组织研讨会。这方面是蔡老师的另一份遗产。"蔡定剑先生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一直非常关心肝胆相照网及后来的益仁平中心反对乙肝歧视的工作,现在,消除乙肝歧视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国家的政策法规都作出了重大调整,相关的NGO得到了健康发展。而在征地拆迁方面,在蔡定剑先生去世两个多月后,《拆迁条例》终于改成了《征收补偿条例》,正如姜明安教授在座谈会上所说,"比原来的确实有很大进步,包括正当程序、司法制约、合理补偿等等"。
  王锡锌教授从上午坐到下午,主持了座谈会的最后一个单元:"拆迁与公民财产权"。在茶歇时我对他说:"王老师可能是最像蔡老师的学者,只是组织能力可能比蔡老师差一点。"王锡锌教授说:"蔡老师是神人也。"为什么说王锡锌教授最像蔡定剑先生呢?正如王锡锌教授在主持拆迁单元时的开场白,"简单回应一下中国未来的政治在技术层面到底是乐观还是悲观。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态度和行动。蔡老师行动的力量是我们保持谨慎乐观的最重要的理由。"两人之像,像在为人谦逊、恭敬,做事认真、勤奋,说话谨慎、深刻,都是学者中的"行动派"。
  我当年报道时有一段蔡定剑先生自我评价的话,在他逝世后被《南方都市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完整引述过--"我读书没有书斋型学者那么多,文章也没有呐喊型学者写得那么好,但我的每项研究都带着实践精神在做,都同当前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着。我的目标可能比较具体,但却努力地去推动它实现,可能只是一小步,但却要走出非常扎实的、真正能留下历史印痕的一小步。"的确,他是"行动派",是制度建设者,他的一生都是在扎扎实实地为现实制度的改革、民主宪政的发展做贡献。
  自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以来,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社会转型史"。中国需要全方位地向现代化转型,无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意识形态,无论文化、教育还是婚姻、家庭。破坏旧的,建设新的,破坏与建设,破旧立新,是个贯穿始终循环往复的过程。但反思中国这一个半世纪多的转型史,喜欢"破坏"的人多,讨论"建设"的人相对少。政治体制也许破坏一个然后就可以很快就建立一个,而社会制度的转型,却是一天天积累的漫长过程,根本不是一破一立就可以很快实现的。

蔡定剑不是破坏者,他是建设者。他想努力形成的制度是不可逆转的制度,正如他在闵行推行预算公开制度时,他曾说过,"中国的很多改革因人而成、因人而废。领导的变更,往往导致改革的不可持续。而闵行的改革重在推动制度建设。"

激烈不等于深刻,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人,更不会都合适。蔡先生在媒体发表言论很多,而他的言论从而都不是激烈的,而是温和、理性却又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同时,他又能与各级官员对话,努力发现体制内可能对推动民主宪政做贡献的人并引为同志,联合体制内外的进步力量一起形成合力,这样的学者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既能影响公共舆论,又能沟通体制内外,游刃有余,圆融通达,恰恰也因为他是建设者。
  因为他是建设者,所以他从来不会悲观,也没有时间悲观。因为不管悲观还是乐观,我们都要往前走。
  蔡定剑先生在罹患癌症之后,反而加紧了自己的工作,想在生命终结之前多做一点,多说一点,留下政治遗嘱,当然不是因为他突然看到了希望,而是因为他要在自己走入黑暗的时候,给中国多留一点光明的火种,让更多的后继者,能带领这个民族在黑暗中前行,最终走出黑暗,迎来光明。
  中国从来不缺少振臂一呼的理想主义者,缺的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人,缺的是明知前途渺茫却还在努力坚持的人,缺的是明知可能看不到光明却还在黑暗中摸索不止的人,蔡定剑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才会感动这么多人,在他逝世一年之后的今天,还有如此强烈的意愿去纪念他。
  在蔡定剑先生的周年祭日,留下这些文字,如同做了一个标记,给蔡先生,也给我自己。
  让我捧上祭坛吧,这些文字,和我衷心的纪念!


                                                                                                            2011年11月22日22时于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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